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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史丹利公司（ＭＳＣＩ）將台灣列入「已開發」市場觀察名單，引起許多人一陣驚喜：當了那麼多年「開發中」國家，台灣終於也要升格了！ 然而，喜悅之中也夾雜著不少懷疑：是真的嗎？從什麼標準看，台灣合乎一個「已開發國家」的水準？ 事實上，摩根史丹利把台灣列為已開發觀察名單，主要是根據經濟發展、股市交易規模與制度開放性等指標而定，較一般人對「已開發國家」的認知顯然狹義得多。 故而，對此過度興奮，似亦不必。與此同時，令人感傷的則是，同屬亞洲四小龍，台灣卻最後方得入列，遲到的榮耀其實也蘊含著許多警惕。 且不論台灣是不是將一腳邁入「已開發」之林，回顧這段漫長的「小龍」蛻變歷程，也許提供了我們一些大棋局的歷史反省線索。 在「四小龍」並駕的年代，台灣其實沒有太多不可一世的口氣，卻也不畏怯在國際間角逐爭鋒。當時，台灣外匯存底是世界第一，貿易量頻創新高，國民所得蒸蒸日 上，以中小企業的靈活身段鏖戰全球知名跨國企業。但不知從何時起，台灣突然把全副精力都轉投向政治，主政者忙於修憲、公投和國家認同的辯證，立委忙著打 架、飆口水，政府官員忙著表態，人民則忙著區分愛不愛台灣。在每日交射不休的政治口水戰中，台灣這條小龍幾乎忘了「前有勁敵、後有追兵」的處境。 今天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幾乎還停滯在十年前的水準；在我們閉著眼睛走路的時候，南韓快速超越了台灣，更多新興開發國急起直追。如果把這十年稱為台灣「失 落的十年」，這十年間，我們忙著在家中內鬥潑糞，不在乎其他國家的發展，也不在乎國內經濟走下坡，甚至忘了自己在追求什麼目標。今天，這個遲到的「已開 發」之名，讓許多人回想起台灣過去多年的荒唐歲月，恐怕不無「黃粱一夢」的蒼涼心情。 若要平實看待「已開發」一詞的話，國際貨幣基金幾年前已將台灣列為「已開發」經濟體；原因是，台灣早是全球第十四大貿易國，沒有理由不承認它是開發國。可 是，過去十年，台灣的商品出口排名已由全球十四降為十八，服務輸出則由十八降為廿八名。如此大幅的衰退，除顯示台灣實力的萎縮，也掩映著人民驕傲的流失。 馬政府最近重新推動經貿營運特區，這卻仍是李扁兩屆政府提出卻「說而不做」的計畫，十多年的老調重彈，豈不讓人唏噓？ 再看，高雄地檢署日昨偵破高雄港務局的官商勾結弊案，港務局為虛偽提升高雄港排名，竟與航商勾結虛報貨櫃營運量，共同詐領績效獎金，兩年多來騙取了三億多 元公帑。最令人扼腕的是，高雄港的運量排名十年來由全球第三退居第十二，已讓人掩目；孰料，官員不思反省振作，卻更大膽玩這種自欺欺人、唱籌量沙的把戲， 訛詐國庫。這個案件，不僅是「治國無方，竊國有術」的具體縮影，也集中反映了台灣十年失落的可悲：愛台灣唱得越多，傷台灣卻越重；拚經濟喊得越響，經濟卻 被害得最慘。 可以說，我們一頭栽進「政治的台灣」，卻帶給「經濟的台灣」莫大的災難。也因此，這條過了青春期多少年的小龍，遲至今天才有資格坐上「已開發」成年禮的觀 察席，卻已經讓人失去喜悅的心情。反過來看，台灣的政治歷經這麼多年的內耗、交鋒和煎熬，又何嘗成熟了幾分？在國家認同上，民間其實是更為分歧；就民主歷 練而言，政黨的競爭文化其實是更趨於惡鬥，而未更臻成熟；就社會的發展看，藍綠兩極化的憤世嫉俗情緒不知何時才能產生正向的交集。 一個連「我是誰」都莫衷一是的國家，能因冠上「已開發」之名而變得更多元、自由、令人愉悅嗎？如果可以，就讓我們抱以期待吧！ |
2010年4月22日 星期四
已開發：台灣遲到的榮耀或新來的感傷？
绿色水墨和无边书法
2009-11-16 11:43:53 吴爱雯 来源：信息导刊
如果说“无边书法”是鹤良先生对书法形式的“破化”，那么，“绿色水墨系列”则是其对传统中国画的“破茧”——
上海中年画家陈鹤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悄然成为画坛新角。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画坛弄潮儿，陈鹤良的所有热情基于对绘画艺术的倾恋，经过漫长岁月的历练，看到了辛勤成长的愉悦。
陈鹤良，祖籍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出生于上海，幼时自学绘画、书法。天赋灵性，善感悟，经过多年孜孜以求、艰难砥砺;不断否定自己，敢于创新，在字与画两个领域都自成一家。作为书法家的陈鹤良，始创“无边书法”，在书法界享有盛名;作为画家的他，以新水墨画“绿色系列”，在画坛独树一帜。现为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艺术部主任，香港国际画家协会副会长。
中国绘画艺术中的禅悟，需要灵魂深处的挖掘砥砺。陈鹤良殚精竭虑，在艺术海洋中寻觅真谛。看过陈鹤良的“绿色系列”水墨画。内中具有一股宁静的“定力”，能把人从喧嚣凡尘里解脱出来，带到清凉幽远的意境中;而欣赏陈鹤良怀素草书体的“无边书法”，又能让人感觉到他的热情奔放，突破有限趋于无穷的狂放不羁，个中另有一番潇洒气度。
对于绘画中的中西结合问题，陈鹤良有自己对“度”的把握。中国艺术领域中的很多事情，往往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的走向另一个极端。正是秉承着这样的理论原则，他在书画领域中的创新才在中西方同时获得认可。近年来，陈鹤良致力于探索绘画的情韵和表现形式的契合，对其内容题材、纸质颜料等等揣摩研究，致力“绿色世界”的创作与创新。中国画讲究线条，重写意和意境，崇尚朴素的色彩;而西方绘画重色彩表达，有一种厚重感和层次感，重写实。在“绿色世界”中，陈鹤良努力探索中国画与西方绘画的结合点，终于找到适合表达自已个性的色彩与风格。功夫不负有心人，抒情写意展现心境的《绿色系列》涵盖了山水花鸟画的创作精髓，在绿色中寻找着清韵。值得一提的是，这绿色凝聚了他的多年心血，演绎成无尽的爱，是他自己琢磨配制，从中寻找到了一种含蓄的语境，并在实践中运用。无论是巨制还是小品，散发了氤氲的芳馨，勾起人们的向往。
对于书法艺术，陈鹤良认为：书法创作中为什么不可以在保持内容完整的前提下，形式上有所突破呢?于是，“无边书法”在灵光一闪中应运而生。陈鹤良创作“无边书法”时取一大一小两张宣纸，将小纸置于大纸中，依小纸格局凝神构思，然后饱蘸浓墨，一气呵成，急切处如狂风骤雨，舒缓时如牙牙学语，摇曳多姿，与其直率而洒脱的个性颇为相类，而字形笔画往往突破到大纸上，作品完成后，弃去大纸，观之即四面出格，且运笔因有大纸的承接，既确保了书法气韵的连贯流畅，又让人感觉到张力与雄健。加之无数的朱白印痕大小相间，可谓匠心独运。深得传统精髓的笔法结体，在其现代形式的映照下，显得熠熠生辉。他把画的创作理念运用到书法中，力求内容相对完整，而形式上有所突破，因此欣赏他的书法的时能感觉到字的饱满，有一种喷薄而出的力量，体现了一种张力，非常大气，一拘一格。
如果说 “无边书法”是鹤良先生对书法形式的“破化”，那么， “绿色水墨系列”则是其对传统中国画的“破茧”。在当今物华浮云的外部环境中，他坚定心志，不断地磨砺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可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如果没有陈鹤良多年来对书画艺术的探素，如果他没有长期地探素与思考过，就不会在“书”和“画”两个领域内取得如此令人刮目的成就。在传统中国画走向现代的课题上，陈鹤良进行了大量的思考、探索。他师法古人，却不落古人窠臼;他探索求变，却以深厚的传统思想为基础。他不断扬弃，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大美大雅” 、“不中不西”的语境体系。
世界本来就因充满绿色而春意盎然。陈鹤良的作品为海外多家博物馆收藏，并且被多家博物馆及多位世界知名人士收藏。新西兰Manukau文化中心，法国Dunkirk国家博物馆，德国汉堡艺术博物馆等世界级博物馆都收藏有他的作品，这也许是他最感欣慰的事吧。陈鹤良曾经策划许多现代艺术展事，这并不说明他对传统艺术的不屑。相反，他一直孜孜以求在传统文化的根上汲取养料。从他的作品演绎中，传统的光辉在显现，也能说明他牢牢守住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无边书法”在海内外画坛引发震动，获得好评，这也正验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书画同源的根本道理。他为此正努力并快乐着。
陈鹤良在创作的领域从未停止过探索，目前他正在思索如何把中国的草书艺术与西方绘画进行完美结合。提到自已的成就，陈鹤良非常谦虚，“是我们碰上了好时代，是时代造就了我们”。他说，这就是大气侯与小气侯的关系，就像他在书画中表现的和谐一样，这也是一种和谐，是个人与时代的和谐。
陈鹤良对“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至高境界的追求，将使他在书画创作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
权谋之变
2009-11-16 11:44:46 南欤 来源：信息导刊
黄昏拖着浓重的阴影，在如霜月色中倍显凄清。函谷关犹如巨大的魅影高耸着，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它重重地紧闭上了求生之门。
一个人叹息了一声，就像这个函谷关的黄昏。他怅然扭过身去，迈着沉重的脚步，依次登上长街边客店的台阶，逐个轻叩店门。
每个客店都是从“吱呀”开的幽幽门缝里伸出半个脑袋，疑惧地询问是否带有身份证明，当得知来人无所凭证时，急速闭门谢客前无不冷冷地扔下一个腔调：“我们商鞅大人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旅客，店主要受连坐之罪。”
他们哪里知道，他们拒绝的正是他们的商鞅大人!
商大人要是微服私访，了解到自己亲定的法律如此神圣，如此权威，如此被忠实执行，如此令行禁止，那该是多么欣慰!可恰恰这次他虽是微服，却不是私访，而是仓皇出逃。追命索在他脑后“嗖嗖”地喧响，他慌忙出门时竟忘了带上身份证，于是便不期然地看到了到处给他亮起的一盏盏红灯。
他仰天喟然长叹：“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是啊，趾高气扬地亲颁连坐令时，他何曾想到竟自陷此令?
商鞅自幼超级喜欢刑名之学，其法律、军事的研究成果颇丰，自有一套变法理论。理论是来指导实践的，而他这个卫国公族的后裔在本国找不到批发市场。他像战国时期那些周游列国的饱学之士那样，思想意识无国界，心胸视野满天下，哪里能推销自己的谋略产品，哪里就是他的公权摊位或柜台。好在那时也不设贸易壁垒，不会反倾销，统治者手里最值钱的资产是乌纱帽，送上一顶戴戴，那些推销者就可赢得个盆丰钵满。深谙权变术的商鞅，绝不会在一个茄子秧下吊死，他兜售的目光投向了国际市场。
经过市场调研分析，他认为魏国国相公叔痤能够易于接受、采购并推销自己的产品，就义无反顾地投其门下。公叔痤身患重疾，眼光却没有染病，对其很是欣赏，急不可耐地向来探视的魏惠王为他播发免费广告。魏惠王一听这个广告商才20岁出头，很青涩，要他来帮自己经营泱泱之国，不禁“嘿然”。
老谋深算的公叔痤读懂了魏惠王的表情和心意，更明白人才如战略物质，自己不用也不能资敌，便决绝地对魏惠王说：“既然您不用他，就必须杀了他。”可公叔痤又很惜才，不忍商鞅脑袋搬家，就又把魏惠王来看他时的全部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商鞅，叮嘱商鞅赶快鞋底抹油——溜。
年轻的商鞅自信，洞明，对垂垂老矣的公叔痤泰然地说：“既然国王不能听您的话而信任臣下，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来杀死臣下呢?”
话是这么说，他知道自己像一块石头，等待着上天来雕琢，雕琢的过程很痛苦，但能成就完美的自己。尽管正如自己所料，魏惠王没有杀掉自己，但公叔痤死了，他在魏国的市场也就丧失殆尽了。而秦孝公的“求贤令”恰在此时放大了一个市场，善于把握政治方向苦心推销自己的商鞅，一脚踏入了秦国。
商鞅“空降”秦国不久，便占有了秦国的巨大市场，声望急剧飙升。
声望不能保值，会亏损。商鞅懂得怎样去经营，懂得怎样去延长自己的保值期，懂得怎样去增加自己的营业额。干出个样子来是最好的证明。谁不给市场就把谁打得满地找牙，他把目标毫不迟疑地定在了效力不成的魏国上。在“围魏固阳，降之”，并迫使“魏人归赵邯郸”之后，以其雄才大略，巧言令色地说服秦孝公再使自己“将兵伐魏”。
魏国不甘引颈就戮，派“公子昂将而御之”。两军对阵，商鞅不战，却致信公子昂说：“我起初与您关系很好，现在你我为两国的将军，不忍心互相攻打，我可以与您面对面盟誓，高高兴兴宴饮而撤军，来保全秦、魏两国的百姓。”
此信写得动之于情，晓之以理，出于个人情感，维护国家利益，心系黎民百姓，谁能有理由拒而不受?可怜公子昂不识诡计，信以为真，高高兴兴赴会盟誓宴饮，生生地被商鞅所伏甲士擒俘。继而，已毫不设防的魏军，被秦军打得落花流水。
魏国无奈“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并“因去安邑，徙都大梁”。惊恐中的魏惠王想到公叔痤的建议，把肠子都悔青了。
由此，商鞅的权谋之术在魏国走到了尽头。
因此，当他执掌秦国朝政19年后，被追杀逃至函谷关，不顾前嫌再向魏国寻求政治避难之时，理所当然地吃了闭门羹。
而秦国也因其所制定的严法苛律，所有的客店连一小小的卧榻都不敢提供给他。
此时的商鞅惶惶如丧家之犬，他投在深长而幽寂的大街上的阴影，好像崩溃的权谋上的注册商标。这个商标在秦国的注册过程，也一一地铺展在朦胧的月光和斑驳的阴影里。
商鞅当时初到秦国，经人引荐，三见秦孝公，一次次揣摩，一步步摸清了秦孝公的底牌，用心极为良苦，其谋昭然可见。第一次，他大讲三皇五帝，说得秦孝公打瞌睡;第二次，他极言王道仁义，讲得秦孝公呵欠连天。诡异的商鞅高兴地看出来秦孝公志不在帝道，也志不在王道，便在第三次面见时，劈头就问秦孝公：“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难道不想开疆拓土，成就霸业吗?”
秦孝公一听商鞅讲霸道，精神一振，伸手握住他的手：“请先生教我。”
商鞅遂志得意满，壮志酬天下，变法由此始。
胸有成竹的商鞅说服了秦孝公，雄辩滔滔的商鞅也堵住了大臣反对之口，可他不能一一去说服百姓。这难不倒这个权谋盈身的年轻人，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要让百姓知道他言必行，行必果，“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这一下，可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商鞅说话算数，那他的法令也是可信的!
不要认为商鞅此举的目的就是取信于民，这不过是他运用信用投资来达到推销主张而盈利的手段而已。娴熟的权谋，让他喝凉水都暖胃。
商鞅在秦国抡起了改革的大斧，左劈右砍，变法出新境，“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之强盛，已令诸国难以望其项背，超级大国遂颐指气使天下了。
他输入的新法，让自己的营业额和利润直线上升。从秦孝公那里接过封赐的大良造品牌，囊入商、於15邑，倾覆朝野的荣誉和权力，使他登峰造极。
但是，“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
太子曾指责他“新法严峻”，他不予容忍，可不敢动未来的国君，又要维护新法的权威和自己的声誉，强横刚硬的性格里配发了一丝机变圆滑，迁怒于教之不逊的太子两位老师，断然地割了一人的鼻子，刺了一人脸上的字。喝蜜吞剑的一招，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为自己的厄运掺入了重重的酵粉。
孝公死，太子继位，太子的两位老师蛰而翻身，告发商鞅谋反，发吏缉捕。此时的商鞅，满嘴再蜜里调油，也无济于事了，只好甩开了自己万水千山的腿。
逃亡的路通向函谷关，函谷关魅影如屏;暂栖的所在指向客店，客店因其严法拒其隐身。
命运的操盘手把他推向了自己设定的绝境。
他无所适从，走投无路，只有折返封地，组织人马出击，但这已是最后一搏。
结果是，被擒的商鞅，让曾指责“新法严峻”的刚登基的太子实行了最严酷的车裂之刑，其全家也在尽享荣华富贵之后“被死亡”。叱咤风云地奠定了秦国统一之基的人，自己却窝囊地解体了。
为老子效力，却死在了儿子的滚滚车裂下。权变之虞，何其只是腥风血雨。秦国因改革强大了，统治者一边享用着改革果实，一边为了平息既得利益者的怒气而把改革者五马分尸。也许，如果商鞅不迷恋热衷权谋，他就不会不得好死;但如果他放弃了权谋，也就没有富国强兵的“商鞅变法”了，也就很难说此后轮着秦国统一中国了。不过，就其本身而言，深深的权谋证明了一个简单的人生方程式：为人设局，予己挖坑。
商鞅为权而谋，强权而治，是否真懂权谋之变，亦未可知。
2010年4月20日 星期二
良药怎能不苦口
“一全裸就廉”本不必“摸石头过河”
2010年4月12日 星期一
丰田“拐”在了“其实难副”上
丰田“拐”在了“其实难副”上
[ 2010/3/1 11:16:00 | By: 沉静之风 ](993字)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中国的一句成语。《后汉书·黄琼传》有云：“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意思是指通常的名望很大的人，实际的才德常是很难跟名声相符；指名声常常可能大于实际。
眼下无疑以“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著称的日本丰田的经营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拐点”。也可以这样说，近些年大有担当“世界名车老大”的日本丰田，瞬间一下子便滑到了悬崖的边缘，成为了世界“大型企业”纷纷研究教训的“标杆”。
丰田从“不可一世”瞬间陷入坠落“拐点”危机，究竟主要是“拐”在了哪里？鄙人以为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求大。
媒体转载的“东京/华盛顿综合电”对“丰田危机”表示出极大的担忧：“日前，丰田在召回事件上越陷越深，涉及的车型、数量、地区都在增加之中，接近1000万辆的召回数目，使其成为汽车工业史上最大规模的召回，令世人震惊。丰田能不能扛住这场巨大危机，重振雄风还不得而知”；“丰田确实存在的质量问题必然会给竞争对手可乘之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犯错误就等于给对手送机会，要怨只能怨自己。其实，丰田也是利用2008年通用财务危机，而在当年超过通用，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盈利最多的汽车制造商。还有一点，出了质量问题，即使本国使用‘政治’手腕也无济于事”……
“要怨只能怨自己”这话没错。“丰田向来注重质量至上，为何这些年有所放松呢？原因在于近些年来丰田一心想做世界第一，在世界各地过于快速扩张，以至于在质量控制上跟不上，或者质量让位于数量……丰田汽车总裁丰田章男如今也坦言，该公司在快速崛起至巅峰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和轻重缓急意识，最终导致大规模的汽车召回事件”。（见媒体转载的“东京/华盛顿综合电”）
这恰恰印证了中国古话之一个重要的辨证观点：“红得发紫便容易变黑；爬得越高就可能跌得越惨”。“大”及“盛名”，正是丰田自“颠峰”坠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由。要害就在于“其实难副”上！
这就是眼下已引起世界经济界普遍高度关注并重视的“大企业病”了。它一般具有以下表现：1、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还不算“官僚化”、“政治化”等严重弊端）；2、“婆婆众多”，多头指挥，政出多门，反应迟钝（还不算“潜规则”、“小圈子”等严重弊端）；3、顾头顾不了腚，七拱八翘、捉襟见肘，内部存在严重的“跷跷板效应”（还不算层层割据、多头挖企业墙角现象）；4、不了解实情实际也控制不了具体的高层，崇尚一竿子插到底的“拍脑袋”决策，不断加剧着企业的“内讧”与混乱；5、所招揽来的人才饱受冷遇、实质不被尊重、无法施展才干，难以抑制人才流失。
科学民主、规范有序、严格严谨、结构合理的“内功”，显然是一个企业“做大做强”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倘若置此不顾地去盲目凑数做大，所得到的不过只是“浮肿”。在类似“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形态下的企业，越“大”迟早到来的危机就会越重……
狄仁杰的“自保意识”令其成功
狄仁杰的“自保意识”令其成功
老竹（重庆渝中）/光明网-沉静之风 (1171字)
狄仁杰（630—700）或（630—700），字怀英，生肖虎，汉族。唐代并州太原（今太原南郊区）人；隋唐武周时的著名宰相，是武则天时期宰相，唐朝杰出的政治家。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两个时代，而他政治生涯的颠峰是在武则天时期。
史料记载，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曾担任国家最高司法职务，判决积案、疑案，纠正冤案、错案、假案；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是我国历史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他是武则天最器重的宰相，是推动唐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
《神探狄仁杰前传》围绕着“唐高宗李治御驾亲赴泰山祭天，奉命先行前往山东泰安安排祭天事宜的太子李贤为一场阴谋所陷害”这一“导火索”先后展开了历时十六年的成都案、洛阳案、博州案、太子妃案、复州案、洛阳案等共计七大案中套案的重大案件，一方面颂扬了狄仁杰不畏皇权与艰险，与不同邪恶势力斗志斗勇，连续粉碎了以皇亲和外戚为主的不断制造祸国殃民之动乱的各个阴谋，维护了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和人民安居乐业；一方面淋漓尽致地生动揭示了复杂曲折、紧张凶险、是非颠倒、宦海沉浮、扑朔迷离、血雨腥风的官场权力斗争。
这连续剧首播于春节期间，鄙人是从头至尾专心致志地一集都没落下（包括“春晚”，也都只看了晚上10点之后的少数节目）。鄙人不是什么评影之人，自然也缺少对影视作品评头论足的“资格”。唯感兴趣的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斗争旋涡中，坚持洁身自好的狄仁杰究竟是怎么活出来的”这个问题，始终萦绕脑海。
人们通常只在意“清官”的好，很少关注做“清官”的危险与艰难。狄仁杰的为人品格、做官德行、公道正派、破案能力万众敬仰。然这些恰恰是一个宦海正派正直官员“政治生命短暂”的一个根本致命因素。试想，无论一个人品多高、口碑多好、能力多强、多么为民的重臣，倘若被强大的反面权势夺去了“政治生命”乃至人身性命，所有的那些品行，不都只是毫无用处的泡影了？
而史上的狄仁杰却异乎寻常地平安活过来了。不仅经历了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两个朝代，而且其政治生涯还彻底突破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固有规矩、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颠峰。无疑，武则天看重忠良、不信谗言、用人不疑、高度信任、赐予重权等重要政治德行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也只是个“外因”。倘若狄仁杰本人的智慧、心理乃至作为等稍有差池、误入陷阱或是授人以柄，再怎么清明的皇帝也很难救得了他——《神探狄仁杰前传》中他先后两次被囚入死牢，一次多级贬职竟长达十多年之久，都说明了这一点。
通篇看下来，鄙人由衷感觉始终坚持洁身自好的狄仁杰之所以能够异乎寻常地平安活过来，且身处逆境还能接连粉碎阴谋、保住社稷及百姓安危，最重要的一个内因就是善于“自我保护”。这种“自保”内涵包括这样几个关键词：不入圈子，绝不腐败，诚挚守信，谨言慎行，忍辱负重，能上能下，委曲求全，灵活应对，大智大勇，理智进退，不惧暂时牺牲。
倘若没有具备如此高超之“自保”的意识与能力，狄仁杰也就无所谓狄仁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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