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6日 星期三

他們三個:回眸政治硝煙外的真實人生

他們三個:回眸政治硝煙外的真實人生

「我們三個」,是北市勞工局委託導演侯孝賢監製的一部勞工紀錄片。

在和平東路一堵老牆下,羅茂盛守著兼代步的摩托行動咖啡車,扶著左腿的義肢,一站就是十二小時。這是他全部的生計,為養活青光眼的妻子和弱視的兒子,他做 過管理員、賣過彩券,最後摸索出賣咖啡這條路。靠著客人半贊助式的愛心,羅茂盛熬過了挫折的日子,但他每天還在思考:未來的路要怎麼繼續走下去?

這是「我們三個」的故事梗概。一家三口都是身障,卻希望有尊嚴地維持自己的生活,羅茂盛一家沒有抱怨命運,也不質疑政府或社會不公,只是不斷地摸索嘗試、 互相扶持。「我們三個」其實不只是羅茂盛一家的故事,也是台灣許多勞動者的人生紀實;雖沒有「海角七號」的趣味和浪漫,這部半小時的紀錄片卻值得一看,特 別對那些忘記人間真相的政治人而言。

當金融海嘯狂襲全球,當台灣經濟陷入景氣嚴冬,當司法正在偵辦幾億、幾十億的貪瀆案件之際,朝野政客卻還在為要不要挺扁、要不要發消費券作無謂的叫罵,在 野黨一再發動群眾向司法示威。大環境氛圍的嗆辣,對照這個路邊咖啡攤靜默的生活掙扎,更顯荒謬而諷刺。過去八年在慘烈的藍綠對峙下,台灣在政治上不僅徹底 失去了凝聚共識的能力,即連非關政治的經濟議題也失去理性討論的空間,這是台灣最可悲的墮落。如果連消費券這種緊急救命措施都遭刻意延宕,政治人物眼裡還 會有市井小民的生活苦難嗎?

事實如此,台灣的政治不僅越來越和社會脫節,甚至可以說政治解決人民及社會問題的能力也越來越弱。過去十年,政治人物忙著修憲、忙著談改革、忙著政黨惡 鬥、忙著建構台灣國論述,消耗掉國家絕大部分的資源與精力,有血有肉的民生問題被擺到一旁。如今,執政黨忙著挖貪補漏,在野黨忙著反嗆拉扯,政治只是一味 發洩憤怒、激盪仇恨,留給民眾的則是難以平癒的創傷。民主對人民的意義,為何會窄化及矮化到此一地步?

當越來越多人必須關掉電視,避免被醜陋的政治景象擾亂心情,人們看完「我們三個」這部紀錄片,可能會有喉嚨被卡住的感覺。羅茂盛思考未來的方式很特別,他 獨自到海邊,藉著海風的清冷和海浪的沖刷,來整理自己的思緒。大浪不時打得他踉蹌跌坐,有時甚至打掉他的義肢,羅茂盛必須奮起單腿,在千鈞一髮中向海浪奪 回自己的義肢。我們不知道羅茂盛從險惡的海浪看到什麼出路,但那些掌握有偌大公權力和公資源的人應該問問:自己給了這樣的人什麼機會?

台灣經濟今年下半年已進入負成長,明年將更惡化,隨著企業裁員和關廠潮,到年底將有五十萬人失去工作。不必走到那一刻,我們已可預見未來的景象;到了那種 時候,別說是身障的勞工,優秀的白領階級一樣將同遭其殃。屆時,羅茂盛的咖啡攤還撐不撐得下去?支持他的顧客還會不會繼續出現?這也許不是羅茂盛能回答的 問題,卻是主政者該捫心自問的課題。

羅茂盛夜裡在家中自行烘焙咖啡豆,對各國咖啡品類的脾性皆能娓娓道來;誰能想像,一位獨腿人如此用心經營他簡單的咖啡攤?就像他的獨子,須藉放大鏡將右眼 緊貼在書頁上才能閱讀,也只是寄望不斷參加考試取得就業機會。在經濟的退潮時分,羅茂盛一家的堅毅和無怨,除了提醒所有勞動者不要灰心喪志,也提醒朝野政 黨應拋開務虛的政治硝煙,回到關注人民真實生活的主軸來。

他們三個,在困境中不離不棄,共同維護一個家庭的生存和希望。而台灣,這個被族群和政治歧見撕裂的家庭,有沒有辦法克服大衰退及大蕭條,端視它有沒有擺脫內耗的能力。切記,政治的沉淪皆由於政客心中只有敵我,只有「我們」和「你們」,卻忘了還有老百姓「他們」。

【2008/11/27 聯合報】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從 送入台北看守所、換上囚衣的那一刻起,“陳水扁”這個名字被“2630”編號取代。那裡沒有象徵法國王權專制獨裁、銅牆鐵壁的巴士底監獄,更沒有上演被壓 迫人民的革命勝利;只有來自澤西島、瑞士、開曼群島、新加坡等地的洗錢情資。就是這一切鐵證如山的證據,讓萬人臣服的陳水扁成為階下囚。

卸下高官職不到半年,即因貪污罪嫌遭銬上手銬及羈押禁見,扁堪稱是台灣史上第一人;不過放眼亞洲新興發展中國家,國家領導人在握有絕對權力時,行使 絕對腐化的不良行為,似乎已不是新鮮事。韓國有全斗煥、盧泰愚、金大中等,菲律賓有馬可斯、日本有田中角榮、印尼有蘇哈多,還有目前行蹤成謎的泰國前首相 塔辛等。

在藍綠政治立場壁壘分明的台灣,審訊、羈押卸任總統不是件容易的事。8位負責審理陳水扁涉及5案件的檢察官,盡管面對千夫所指,但他們皆表示“依法辦案,絕對問心無愧”,突顯了不受政治干預、司法單位獨立運作是何等重要。

再來,陳水扁遭收押一案,從證據面來看,他的確涉有重嫌;但扁在第五度到特偵組應訊前,除了在前一晚召開記者會,他在前往特偵組途中也發表談話,直指整起事件是“馬英九為了要向共產黨交代,才把他抓起來”的政治事件。

他硬把刑事犯罪扭曲為政治案情,無疑是要引起支持者憤慨的情緒;尤其扁故鄉台南的挺扁地下電台氾濫,言論更是唯恐天下不亂。不過週三(11月12日)在扁遭羈押後,由扁友會會長主持的節目卻異常低調,還呼籲聽眾要理性。

從脫序到理性的言論背後,不是因為重新建立新的認知,而是地下電台已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關切;NCC的權責在於維護媒體自由之外,也確保資訊的正確性。

在扁事件中,司法獨立運作,再次驗證了“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真理。套用馬英九的說法,“哀矜勿喜,當作自我警惕的例子”──我國要揮別1988年司法危機陰霾,要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任,不妨參考台灣司法單位的獨立性。

度景氣抗暖化 含水過冬相扶持

度景氣抗暖化 含水過冬相扶持

廿一世紀果真充滿挑戰與機會。

不久之前,我們才警覺到地球面臨暖化的危機,生態浩劫迫在眼前,因此各國疾呼節能減碳,綠色生活成為當紅的口號。緊接著就來了全球性的金融風暴,逼得各國不得不緊急端出紓困計畫,明天過後的景氣寒冬不知能否度過。

景氣寒冬與地球暖化,一冷一熱,都是全球性的警訊,看似不相干,但其實卻是福禍相倚,只不知人類能否作正確的解讀,進而作出適切的回應。這兩項挑戰的殺傷 力有天壤之別,前者可能帶來貧窮痛苦,後者卻可能造成死亡滅種。但荒謬的是,景氣寒風一吹,大家只看見眼前的冷,立即忘了更可怕的滅絕,可見人們並不真確 體認到地球暖化的威脅。

真正要有效地節能減碳,其實關鍵在於人類集體回歸儉樸生活:少消費就節能,少活動就減碳;而儉樸也是度過景氣寒冬的必要作為。可是眼前的政策多不作此想, 其根本思惟仍是維持一樣多的活動甚至繼續成長,只是設法在活動中利用技術設備來節能減碳。同樣的思惟也出現在面對景氣寒冬的作為中,各國決策者力保經濟成 長率為正數,個別的人們也期望維持原本的生活水準。所以,發給消費券鼓勵消費來維持工業生產的作法自然大受歡迎;甚至政府直接資助大企業希望維持生產,也 沒有太多反對聲音。抽高來看,其實是:習慣於成長的思維,不能接受零成長;追求奢華的心不懂素樸的滋味。

當前人類應設法鼓動風潮,以集體儉樸來度過景氣寒冬,且同時減緩地球暖化,不妨思考以下作法:

政府的補貼應該用於鼓勵企業減產但不裁員,寧可縮短工時全面減薪,讓大家都有工作做,而不是憑空創造就業。社會上需要塑造一個集體努力互相體諒的氣氛,真的學習田螺含水過冬。

對個人,政府不要直接補貼,而是鼓勵以工代賑、以學代賑;鼓勵各行業辦理內部進修,利用縮短工時後多出的時間學習新的技術或心靈知能,提升工作效能與生活品質。

對於整體環境,政府應藉此機會引導產業轉型,鼓勵轉向「環境品質產業」、「生活品質產業」。譬如大量擴編環境維護的預算,除了可以多種樹之外也增加許多剪 草修樹、清淨公共環境的工作機會,甚至也可刻意提升「打掃」的專業能力。由此衍生的花木培養、機具生產、人力運行以及管理技術等就是品質產業的核心。

一旦更綠更美的公共環境營造出來了,正是收入不多但時間較充裕的人們最經濟的休閒去處。工時短一點、物欲少一點、親情溫馨多一點、環境美一點,追求平靜而有尊嚴的生活,不正是人類基本的福祉願景?

面對景氣寒冬與地球暖化這兩項無可逃避的大危機,地球人能否看到這是他(她)們集體進化的關鍵點———因此進化成普遍能彼此關懷、合作扶弱的物種;或者只是迴光返照,終究走上滅絕?

【2008/11/27 聯合報】@ http://udn.com/

國族想像的歷史斷裂

觀念平台:國族想像的歷史斷裂

  • 2008-11-22
  • 中國時報
  • 【何彩滿、鄭志慧】

 由於在香港工作,尚未有機會觀賞《海角七號》與《一八九五》,但是對於最近這兩部電影以及陳雲林訪台所產生的巨大「效應」有些想法。

 在討論中也有人提到了辜顯榮。坊間經常以辜所言:「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來暗指他的人格缺陷。然試以同理心想,安靜過日子,不就是平 凡如你我皆會有的希望?何況身處亂世!也許拋開一些價值標籤,深入去挖掘並認識這些歷史人物發言背後的社會情境,有助於我們走出目前對立的困境。

 辜顯榮,的確因為協助日本政府統治台灣,而獲得不少利益,但若要說他為己而危害台灣人 則有失公平。面對當時反對力量的代表|台灣文化協會,辜顯榮當然發表言論捍衛自己的立場,他認為惟具官職者,始有資格賣國。昔為清朝子民,今為日民,皆非 其所能選擇,而「既成為日本國民就要對日本盡忠,我豈會為自己榮華富貴而不顧三百六十萬台灣同胞?」辜過世後,日本人稱許他是「真正」的日本人。強調「真 正」,透顯的正是背後的政治暴力與個人生存的無奈感。

 辜這樣的人卻對殖民政府要求台灣人在衣食住行同化的政策不以為然;他在總督府評議會上,也強烈反對日本長子繼承制度實施於台灣,主張維持漢文化的諸子均分制度。這些對話與言論,均有助於理解當時台灣人的「國家」與 「民族」的形成。究竟是哪些力量參與了這些過程?並非只有在政治上,「激烈的反抗」才叫做台灣主體性的形成。日常生活的經驗,對於主體性的影響也許更為長遠細膩。

 日本留給台灣的,不只是現代化的建設,更為關鍵的,是一套理解世界的參考架構。透過現代化教育(當然是經由日文),台灣人閱讀世界,甚至認識中國與自己的方式都不同於以往。這套經過現代教育形式下所建構出來的世界觀,卻在一九四九年之後遭遇到挑戰。且先不論國民黨的暴力統治,當時台灣人對於「中國」的想像,是否與來台接收的國民黨政府一樣?不同政體下生存的人民,對於「祖國」的想像又是什麼?國民黨對於中國的想像顯然也不同於共黨中國。因此,不論先來後到,對於對岸的中國,少則有四十年多則有將近一百年的陌生。

 過去的老國民黨利用了國家機 器的暴力壓制(oppress)日本殖民的歷史經驗,一九四六年全面禁止日文,甚至媒體刊物的輸入都受到限制。對於當時被剝奪了語言的台灣人而言,猶如患 了失語症,缺乏工具在公眾論述中去陳述與再現自己,在情感上,他們必須學會自我再壓抑(repress)。民進黨執政下,某種程度其實也複製了老國民黨一 樣的暴力。

 相較之下,國家的暴力較好解決,但是人民自我壓抑的經驗則需要經過社會更多的寬容與學習,才可能以一種不扭曲且自然的方式呈現出來。所謂 不扭曲,就是不用背負著親日(中)或仇日(中)的標籤壓力。也許,《海角七號》正是這樣不扭曲下的結果,因此才能獲得眾多人的共鳴與掌聲。社會的寬容是自 由分享的前提,也許更多的故事,能使痛苦於認同掙扎下的台灣告別妒恨?

國際空間議題 該端上檯面了

國際空間議題 該端上檯面了

  • 2008-11-22
  • 中國時報
  • 【中時社論】

 最近發生的若干事例,顯示江陳台北會談後的兩岸關係,已經開始在新一波的進程上進行試探。

 第一個事例是,亞太經合會(APEC)今年的主辦國秘魯在其官方網站上,以文字說明中華台北的領袖是「總統馬英九」,結果才維持不到一兩天,這個網頁就整個被撤除,而且還是在馬總統剛剛稱許他的務實政策有效沒多久。因為是所有介紹領袖的網站都整個被移除,截至目前也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北京是否有在幕後施壓,但畢竟還是留下了很大的詮釋空間。

 第二個事例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日前在例行記者會上強調,關於台灣參與APEC的問題,都是按照一中原則下的規定和慣例解決。而預期中的連胡會,將不太可能依循國際慣例進行,據說中方內部對於該給予台北多少禮遇仍有不少雜音,而且反對的聲浪還不小。

 第三個事例則是與台灣參與WHO有關。大陸研究台灣問題的資深學者陳孔立日前投書新加坡聯合早報,針對稍早淡江大學教授陳一新撰文呼籲讓台灣加入國際社會的主張,在文中指出台灣無法參加WHO,是因為不具主權國家身分的參與要件,但他在文中也承認,台灣究竟該以什麼資格參加,這是個難題,需要兩岸協商,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上述訊息都在過去幾天才剛發生,這些事例也無例外都與台灣的國際空間參與有關,從這些事例中,至少可以獲致幾項初步觀察的線索:

 首先,繼江陳簽署四項協議後,兩岸在直航、觀光、商務等非政治事務的政策分歧與障礙,已經次第獲得解決,有關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問題,此刻終於開始浮上檯面了,兩岸關係走到這個階段,恐怕才是考驗的真正開始。

 其次,如果說馬政府有關兩岸的務實政策,已經促使對岸就台灣未來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上採取更彈性務實的做法,就目前看來還是太過樂觀,甚至可以說是八字都還沒一撇。

 再其次,儘管截至目前完全看不出來北京有任何可能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上,採取更彈性的做法,但至少表面上看得出來,北京已經不再願意再以任何激烈的手法破壞兩岸氣氛,北京內部也有聲音承認這是個需要解決的議題,應該要藉由啟動雙方的對話來面對。

 如果這些訊息確實意味兩岸已經在醞釀新一階段的對話,那麼這種發展倒是令人樂見的,「對話」終究是比「對罵」要好太多的,不啟動對話,如 何知道彼此的分歧有多大呢?又如何可能異中求同,締造雙贏呢?如果持續「各說各話」下去,讓兩岸有如兩條平行線,一邊不留情面的全面圍堵打壓,一邊掀動民 粹激化兩岸對立,讓兩岸分歧愈來愈大,最終除了「雙輸」,還會有其它更好的答案嗎?過去八年不就是最現成的例證嗎?

 只不過,正如前面所謂,從現在開始,才算真正逐步觸及兩岸的敏感地帶,也勢必將牽動兩岸內部的緊張神經。

 從陳雲林訪台期間所掀起群眾抗爭,不難發現台灣社會內部,尚存有比例不小的人對兩岸關係的任何變化,都是心存敏感而懷有疑慮的,試想這次江陳會談所協商的四項主題完全不涉政治議題,綠營依舊能以主權為訴求掀起那麼大的波瀾,如果未來觸及更敏感的台灣國際空間參與議題時,如果任何情勢發展是綠營所不能接受的,其所可能掀起的動員能量,只會更大。

 同樣的,從北京內部對連胡會安排形式的爭議,也不難看出大陸內部就是否該給台灣更多的國際空間,還是存有明顯分歧的,陳雲林不願稱呼「馬總統」,胡錦濤也不願依循國際慣例與連戰會面,這意味著北京內部鷹派的聲音,還是具有關鍵影響力的。

 無論如何,再繁難複雜的問題,終究總是要面對的,兩岸要維持「對罵」的關係其實最簡單,過去幾年雙方說的狠話還不夠?相反的,兩岸想要藉 由「對話」來測試彼此底線,尋求彼此的共識,卻是步步險灘,難關重重,雙方都有內部的強勁的牽制力量,也都必須承受著莫大壓力,但這一步就算再艱困,也終 究必須踏出去吧!

黑夜中的煙火政策

觀念平台:黑夜中的煙火政策

  • 2008-11-26
  • 中國時報
  • 【紀大偉】

  政府準備發行消費券,引起各界正反面意見。在野黨指出用消費券來救經濟,只是煙火政策,花一大筆錢讓官民爽一下就沒了,像煙火一樣熱鬧卻不持久──這種說法,同樣有人肯定,有人批判。

 既然台灣早就是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在全球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告急的時候,我認為執政者鼓勵民眾進行消費是不得不做的行動。設計消費券的過程固然手忙腳亂,可是目前許多經濟大國也都正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在美國,三大車廠和花旗銀行告急,大學紛紛大裁預算(包括最有錢的研究型大學哈佛,以及排名第一的文理學院威廉斯學院;而各公立大學更雪 上加霜),靠工商活動盈利吃飯的藝文界、娛樂商品界(從百老匯歌舞秀到影音光碟市場)全面告急。聽說這時美國只有兩種生意賺錢,一是麥當勞,另一是電玩 (Wii等等),因為這兩者的花費低廉,失業的民眾也可以充分享受,忘記俗世的煩惱。這時候任何鼓勵民眾消費的手段,多少可以留住街市和人心的溫度。

 不過我認為「煙火政策」也沒說錯。發消費券的確就像是在放煙火,這個比喻很貼切。但我想指出,不分政黨,國內國外的政策之中,都不乏煙火 一般的政策。煙火,以及煙火政策,未必一定不好。在黑夜放煙火,在冰冷的黑夜街道用公家費用點起耶誕燈光,用各型活動(各種文學獎,電影展,弱勢族群的多 元文化節慶),都可以說是燒錢的煙火,可是這些活動不辦不行,不然「就沒有人氣」,甚至「人就沒有氣」。

 事實上,政策當然是要短線和長線同時推行,只推煙火式的短線政策固然不夠,可是只推細水長流的長線也緩不濟急。台灣近十年來出現的「台北 同玩節」、「同志大遊行」等等同性戀活動,可以算是煙火般的短線,而同志人權教育(如同志運動人士去各地中學巡迴講習,讓中學教師參加同志運動團體主辦的 研習營等等)可以說是長線;短線長線沒有優劣之別,只是功能不同──如何讓短線長線政策搭配奏效,成為效果加乘的套餐,就是人權運動關心者、從政者的功課 了。

 再說,消費行為本來就常常像煙火,往往出於一時衝動。就是因為消費就像放鞭炮一樣爽,網拍和電視購物才會狂飆,許多人才會以瞎拚安撫心 靈。美國整個九月、十月都在利用萬聖節賺錢,十一月就靠感恩節,十二月就靠耶誕節;如果少了這三節,美國人在經濟上,以及在肉體上,都很難度過寒冬。在美 國,以及在美國文化霸權宰制的其他國家,許多人恐怕早已厭倦感恩節和耶誕節的喜慶氣味──誠然,是很商業化,很膚淺,可是如果冬夜裡沒有這些七彩霓虹燈, 恐怕大家就過得更加苦悶了。

大師捎來的偈

我見我思:大師捎來的偈

  • 2008-11-27
  • 中國時報
  • 【晏山農】

 「美國政治現正處於一個相當可怕的局勢。美國人民幾乎對每一件事的意見都極端不一致,……意見相左的雙方對彼此沒有絲毫尊重,這並非文明人或具公民素養 之國民所應持有的心態。人與人之間已不再是自治民主的伙伴了,現今的美國政府宛如陷入一場戰爭。」這是應雷震民主人權基金邀來台進行兩場講演的當代法理學 泰斗朗諾.德沃金,在其《人權與民主生活》開宗明義的一段話。若把美國易為台灣,似乎也講得通。

 倒不是這種「東方同,西方同」的類推,所以德沃金就該受膜拜,因為台灣最不缺的正是政治評論家。德沃金反對數人頭的多數決民主,主張公民 應彼此視為政治事業的平等參與者,因而力主「伙伴式民主」;他對「至上美德」──平等的強烈關懷,使他對政府資源分配格外敏感;他對金錢介入政治的防 堵……凡此都有振聾發聵作用;不過,就像還沒學會蹲馬步,就妄想學九陰真經的武功,邯鄲學步的後果可以想見。德沃金的憲政自由理念是立於法學領域而拈出一 個「整全性」(Integrity)概念,也就是說,自由、人權、平等更都必須深扎在法律的土壤,他才能一以貫之的為其辯解、強力迴護。

 準此,德沃金能給予台灣的啟示,與其放在政治,毋寧落實於法治、法制之上。畢竟強調道德在法律原則中居重要地位的德沃金,對那個捨一切道 德原則但求保命的前總統而言,根本是低下的無緣者;而德沃金向來堅持不能因國安之名犧牲人權,這讓因「欽差大臣」來台而肇致「國家暴力」惡靈上身的藍朝新 君,也不可能成為悟道者。德沃金的化育對象應是各方都不滿意,而本身也滿腹牢騷的司法人員。問題不在於「司法獨立與否」這種低階層次而已,德沃金可以讓司 法人員省思的是:如何在「法律事實」的基礎上,法官們不妄言「自由裁量權」,而是依自由主義的道德原則來進行判決。

 這當然是極繁複的法學思辯體系,不過對台灣司法界最大的考驗是:德沃金認為法律是闡釋性的工作,而非規範性的學科。這對向來謹守六法全 書,近幾年更在處理棘手的政治案陷入「文字迷宮」的司法人員而言,才是最根本的挑戰,因為這涉及整個法學教育、司法人員養成的泥淖困境。其實,德沃金在挑 戰美國主流的法實證主義體系時,自身也難免成為各方箭靶。然而他秉其睿智和勇氣,終在公共論壇擎起不被澆熄的火把。那麼台灣司法界,能否捨棄媒體前逞雄的 假面,以德沃金為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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