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鸡摸狗的“狗男女”

偷鸡摸狗的“狗男女”
【作者：贾葭】
　　也许是狗年的缘故，今年从年初开始，关于狗的新闻特别多。先是广州深圳等地给狗做声带切除手术，引起一片抗议之声。近日，沈阳等地又出现给小狗穿贞操裤的新闻。可见林子大了，什么狗都有。在传统贞操观念日渐沦陷的今天，人穿贞操裤已经是天大的新闻，遑论一条狗。
　　从文化史上看，中国狗的地位与西方狗相比，向来有着云泥之别。英语里面，把上帝翻转过来，就是一条狗，而翻开中国的典故，关于狗的词汇都不是什么好鸟。至于花江狗肉之类的名菜，更被西人目为丧心病狂之举。好在西风东渐这么多年，中国狗的地位似乎有超越其国外同类的趋势。譬如，北京的一条狗，上个户口要五千块，养条狗比养个孩子操心多了。
　　古人谦称自己儿子为“犬子”，如今有人说“犬子”的话，那他讲得必然是条狗。因为太多的狗，在主人那里都能享受到比儿女还好的待遇。前几天，有只狗被出租车撞死，狗主居然强迫肇事司机给狗下跪，以告慰该狗的在天之灵。比如这个贞操裤，就是防止有个别狗男，有偷鸡摸狗的不良举动。更离谱的是，有人因为狗女被他狗糟踏，以强奸罪名诉诸公堂，真令人叹为观止。
　　人有人的想法，狗有狗的需要。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焉知女狗不是如此？以前，总有学者试图告诉我们，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人有欲望之外的诉求。但是由于人狗之间的沟通方式有限，至今我们还是不知道狗与狗之间的情感是如何发生的。一概称之为偷鸡摸狗，似乎有以偏概全之嫌。母狗的发情期一年只有两次，终其一生，性行为的次数远比人类为少。如果再以贞操裤限制狗的性行为，更是越俎代庖。
　　一只思维正常的狗，决不会特立独行到和一只猫发生肉体关系。对狗的禁锢显示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蠢蠢欲望。狗男女们表面上养尊处优的生活，并不能慰藉它们受伤的心灵。“贞操”这个人类社会的概念，也被强加在它们身上。一条母狗的贞操裤，反映出狗主的良苦用心。
　　狗主们担心狗瞎搞之后，变成狗杂种。狗的性行为，主要取决于交配方的身份为何，即门当户对，不能乱点鸳鸯。这样的狗，其实在主人那里是一种具有保值增值性质的商品，因为纯种比杂种的商品价值要高。把人的价值观念带到狗的世界里，是人类的有意识的思维习惯。
　　狗急了并不能跳墙，也吐不出象牙，只能眼睁睁看着主人折腾自己，就这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终了残生。丧家之犬的幸福，恐怕就在于它们的无拘无束罢。 (世界新闻报)时间：2006年10月11日13:19

從「大師文化」到「大老文化」

中國時報　2010.05.04

從「大師文化」到「大老文化」

陳世樂 (1022字）

　近來學界發生了一些與錢有關的爭議事件：教授侵吞研究經費、五年五佰億計畫經費報支浮濫、大學爭取彈性薪資吸引人才。這些事件引起諸多討論，但大多在技術面上論述。筆者認為還有更深層的因素，值得深思。

　筆者以為，深層的因素是，國內學界這二、三十年來產生了典範轉移：從「大師文化」轉移至「大老文化」。大師致力於學術精神的開拓，提供後輩與學生追求的風範。大老則致力於學術資源的爭取，汲汲於各種量化指標的提昇。大師一言九鼎，憑藉的是獨到的見解與對學術原則的堅持。大老喊水結凍，靠的是掌握與分配資源的權力。

　二十幾年前，筆者剛上清大動機系時，國文課上討論著金耀基教授的「大學之理念」。當時的卓越大學，除了是知識的殿堂，更重要是書中所強調的人格養成所、知識份子搖籃。課堂外，系上師長談論著像孫如意、梅貽琦等人的故事。這些人並非都是名人，他們也許論文不多、經費拮据，但或在研究上、或在教學上、或在服務上，在校園內留下了「風範」，讓年輕師長與莘莘學子們心嚮往之。人格養成最重身教與潛移默化，需要值得學習的榜樣。就是這些校園大師，讓大學之所以卓越。

　十幾年後回到校園任教，筆者漸漸聽不到大師們的故事。取代的是大老們的成就，上百篇論文、幾百幾千萬的研究經費、龐大研究團隊。還有，就像戰功彪炳的將領需要用滿胸的勳章來彰顯，學術大老通常囊括了各式頭銜與榮譽獎項。學術氛圍告訴我們：這就是你們學習的榜樣！老師再告訴研究生（未來的老師）：成功就是要走這樣的路！

　這樣學術價值觀轉變，反映在大學運作上，有些問題陸續浮現。譬如重研究輕教學、品格教育的失落等。研究經費之不當運用，也是其一。由於研究經費多寡被視為教授績效之一，因此不論是否真的需要，經費之爭取愈多愈好，埋下了不當運用的種子。再加上資深教授會傳授訣竅，年輕教授就有樣學樣。

　量化評鑑之風行，也是典範轉移後的必然結果。大學之所以卓越，已不再繫於那些難以量化的精神象徵，而在於各項指標之突出。於是，高指標之人才成為各方爭取的目標。挖到一位大老，學校可以少奮鬥好幾年。因此，彈性薪資成為重要的方案。只是，一些人才（尤其是非本土之國際人才）的淘金心態卻少被討論。當金礦不在，九份金瓜石的滄涼景象將是我們必須面對的。

　筆者深信，國內大學校園中應該還是不乏大師，有些大老也值得敬佩。只不過，從政策面到執行面，從高層到基層，學術圈已不站在逝去的典範那邊。在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有些轉變是不得不然，也不全然是負面的。隨著時代的演進，大學有新的價值無可厚非。然而，大學的一些傳統核心價值與精神，仍不應被冷漠，否則後遺症恐將層出不窮。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宿昔。又是五四，何日大師文化可再現大學校園，讓風簷展讀的我們，有值得追尋的典範？

　（作者為中正大學機械系教授）

社論－與其「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工商時報　2010.05.04

本報訊

　東漢末年董卓「上何進書」:「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一般被認為是「釜底抽薪」典故的由來。其實遠在戰國時代「呂氏春秋」之「季春紀．盡數」即謂：「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於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這應是「釜底抽薪」的正典。最近央行針對房市炒作，規定銀行定期提報房貸相關資料，並頻頻道德勸說，要求房貸利率不得低於年率1.5％以下。然而，根據媒體報導，建築融資、房屋貸款等不動產授信金額不但沒有下降，反倒快速提升；相關之不動產授信利率，也因銀行資金浮濫，以致在銀行間殺到眼紅，甚至有低於年率1.2％以下者。由此可見，在抑制房價飆漲的行動上，目前主管單位所採措施只是「揚湯止沸」，未能「釜底抽薪」。

　理論上金管會才是金融機構的主管機關，但就平抑房價問題，外界對央行的寄望反倒高於金管會，原因即在金管會與央行於職掌上有所區隔。簡言之，關於金融機構行為適法性之監理與檢查、金融市場活動之規範、金融機構不法行為之裁罰，歸屬金管會掌理；至於穩定金融市場價格（利率、匯率）、控管金融市場資金與信用、調節外匯之供需等，則屬央行權限。

　表面上金管會擁有對金融機構之裁罰權，銀行應該怕金管會過於怕央行，但實際上金管會對金融機構的裁罰，只限於金融機構有違法行為時才得行使，而且依現行法令，裁罰額度限於新台幣2百萬元至1千萬元之間，銀行即若被裁罰，也不痛不癢。

　但在目前銀行資金浮濫的情況下，央行以定存單吸收銀行游資，其利率高於銀行同業拆放利率，對銀行獲利貢獻良多；央行以此為工具，對於不配合政策之銀行，技術性地取消或降低其購買央行定存單的額度，就足夠讓銀行俯首是從了。無怪乎某金融集團「總裁」，根本不把「小小的金管會」看在眼裡，而對於央行可能就畢恭畢敬了。

　既然央行平時就掌握金融機構之生計，而且經濟體系內資金的供需與資金的價格幾乎都操於央行手中，因此物價的穩定也一直被視為央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房價雖然在物價指數中不被直接計入（房租才被計入），然而，房價的飆漲會使需要房子的年輕人成為無殼蝸牛，並使已有豪宅的富豪，繼續以炒作手法來暴增身價，從而擴大社會的貧富差距，影響社會的公平與公義。這是我們期望央行對房價飆漲採取行動的主要理由。

　目前房價的飆漲，雖然如同央行所宣稱，只在都會地區特別顯著，然而都會地區房價飆漲顯著高於其他地區，勢將使都會地區與其他地區的城鄉發展差距擴大。此外，依媒體報導，央行也宣稱，房價飆漲在北部較為嚴重，在中南部地區則和緩甚多，甚至中南部某些地區房價還下跌。果若如此，則這顯示台灣南北部之間，都市發展的差異日益明顯，「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現象日趨嚴重，對於社會安定是個隱憂。

　因此，儘管房價飆漲在目前只是局部性、地區性、階級性的現象，然而對於城鄉發展、區域發展、貧富差距，若有惡化趨勢，就宜劍及履及採取對策。在具體做法上，我們並不主張採取提高存款準備率或提高央行擔保融通利率等全面性提高資金價格的方式；雖然這些措施也能使不動產炒作成本提高，從而抑制不動產價格的飆漲。然而全面提高資金價格，對於尚未完全復甦的實質部門（生產與就業）勢必帶來負面衝擊，而且，正因為目前不動產價格飆漲是局部性、區域性與階級性的現象，因此我們建議應對症下藥，採取選擇性信用管制，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較為適當、可行的對策，應是央行對於房價已經飆漲太高的地區（都會區及北部某些地區），規定不動產授信不得有寬限期（只還利息，不還本金的期間），而且授信成數不得高於房價五成，使炒作者之炒作成本提高，以降低其炒作的獲利空間與炒作意願。另外，對於個人名下已經有兩戶不動產且全家庭已擁有超過其已成年家庭成員人數之房屋者，新增之購屋貸款不但不得有寬限期、借款成數不得超過房價五成，且授信銀行給予不動產授信利率應較該行同類授信利率提高一碼以上，使投資客（投機客）受到抑制。同時，還可對於高所得者予以較高之不動產授信利率，對於低所得之年輕購屋者給予較低之不動產授信利率。

　上述建議，嚴格說來似有干涉銀行自主經營之嫌。然而，央行為全民利益及社會安定著想，依法訂定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應能獲得多數民眾支持，更可顯示馬政府不但能體察民怨，而且有所對策。與其「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面對房地產價格漲勢不歇，央行確應採取更積極作為。

風水 民調 總統命

中國時報A15/時論廣場2010/03/30

《我見我思》風水 民調 總統命

【張景為】

　　正當房價狂飆、生民叫苦之際，突然連往生者的陰宅也成話題；扯的當然不是價格問題，而是全世界華人都耳熟能詳的風水庇蔭：有週刊報導，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父親在台北縣的墓園，乃是經過高人指點的風水寶地，連蔡家在屏東的祖墳最近都發出黃光，預示她極可能將成為台灣首位女總統。

　　此說一出，電子媒體自然又是一陣忙呼，還鬧出蔡家墓園範圍是否過大、違反法令的爭議。蔡本人對此當然是怒形於色，斥為無稽，詢問藍綠立委，自也是不以為然。不過，中國的風水堪輿之說，有人認係誇大，有人形容為「小範圍的景觀設計學」，卻也有許多人深信不疑，認為是影響某人或家族興衰禍福的地理學。過去每逢總統大選前，媒體慣例都會挖掘熱門人選的祖墳風水話題，如李登輝、陳水扁、連戰等人，不僅有龍穴佳脈的探勘，一缸子大師奇人的幫襯加持，連宋楚瑜都有湖南祖墳的現場傳真。這些報導，信或不信，街談巷議，倒也贏得了銷售市場與收視率，不必太過認真。

　　有意思的是，表面上問民眾尤其是當事人，幾乎都會斥之為怪力亂神，但私底下，難免會半信半疑，添油加醋；尤其是當風水傳言對己有利，或者是對選民心有所屬者有利時，這就形成了一種心理作用，一種所謂「月暈效果」的擴大渲染。只要不公開宣揚，透過眾口鑠金的微妙傳布，形成天命所歸的氛圍，何樂不為？

　　風水之說或許太過荒誕，但現代還有另一種心理作戰叫民調。正派專業的民調講究精準的技術、正確的解讀，如果適度而理性地運用，足可有效掌握民意的趨勢。過去，謹小慎微的馬英九一向不願涉入選戰，但從投入台北市長、競選黨主席到攻略總統，民調的推波助瀾絕對是他決斷的關鍵；而如今蔡英文、蘇貞昌與朱立倫的進退思慮，不也強烈依附民調而行？對一般民眾來說，透過民調審視議論整體的好惡，不也形成了巨頭們的行情？如此檢驗，豈不比虛無飄渺的風水更犀利準確！

　　但即使如此，民調也只能呈現「當下」的結果，不是必然的最後勝負，所以民調必須長期進行，更會與時進退，因勢而變。氣勢如虹的蔡英文，如今冒出個錦上添花的風水奇談，或可一笑置之，但馬英九由盛而衰的民調聲望，卻是不容小覷的危機。坦白說，如今的風水話題一向順風而行，惟行情看漲者才會被八卦，馬英九至今並無風水傳言可供議論，這可視為不自欺欺人，但其實也隱含其連任之險、無題可作；如果他的民調始終難以振衰起蔽，心理作用不斷擴大侵蝕，不待風水操弄玄奇，光是里昂證券這種模擬兩可的預測，就足以言之鑿鑿，深受打擊！

　　大位不以智取，攻心尤勝攻城。心理作戰的強化，既可鞏固本身陣營的信心，又可形塑整體的氣勢。當今民主社會，當然不會透過如古時劉邦斬白蛇的呼弄或風水之說而授與天命，但現代的民調所向與民意的心理影響，所形成的推進力或殺傷力，肯定比非理性的風水傳奇更厲害。

寒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

寒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

http://www.cdnews.com.tw　2010-02-18 10:46:13(862)

工商時報18日社論

過去這一年，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下，台灣歷經了近50多年來最大的經濟衰退，不但經濟活動蕭條，受失業波及的家庭人數更達140萬人的歷年新高，經濟疲困，不言而喻。隨著舊的一年過去，新的一年到來，我們深盼景氣的春天降臨有如詩人所言：「寒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

台灣過去這一年創下許多紀錄，經濟成長率-2.53％、出口成長率-20.3％，皆創下歷年最大衰退幅度。去年當首季經濟大幅衰退的消息公布時，各報皆以頭版顯著的標題記錄這令人無法置信的結果，各報的標題如：「台灣首季GDP，衰很大」、「首季經濟負成長10.24％，史上最慘」、「經濟首季落底，復甦變數多」。這些標題標示著台灣在金融海嘯侵襲下的艱難處境，已遠遠超越兩次石油危機及網路泡沫年代。

去年台灣的經濟統計月月刷新歷史紀錄，其中與人民生計關係最密切的失業率更是一路狂升，下半年失業人數直逼70萬、失業率升逾6％，受失業波及的家庭人數更高達140萬人。即使沒有失業，許多人被迫放無薪假，民眾的薪資更連跌13個月，家庭所面臨的困境可見一斑。回憶兩次石油危機，國內物價雖然騰飛，但扣除通膨率之後的實質經常性薪資增幅仍有5％到6％，失業人數不及10萬；至於2001年網路泡沫破滅年代，實質經常性薪資依舊有1.6％的成長。這說明台灣去年經濟的蕭條程度，確實是歷史所僅見。

但所幸這樣疲困的經濟在去年第4季已經略有好轉。去年11月的經常性薪資已呈正成長，且出口復甦，零售業也有些起色，平均股價指數更由1月的4,475點升至12月的7,837點。這些數據顯示，隨著全球景氣復甦，台灣經濟已逐漸走出蕭瑟的寒冬。

其實，月前國際貨幣基金（IMF）才公布最新的經濟預測，大幅上修今年全球的經濟成長，由3.1％上修至3.9％，比起去年-1.1％，經濟學家們對今年的經濟已樂觀許多。非僅IMF如此樂觀，全球知名的預測機構環球透視也認為，今年全球經濟成長將擺脫去年的衰退，達到2.9％的成長水準。

但就在全球經濟復甦之際，日前希臘、葡萄牙等南歐國家相繼出現財政危機，使得全球風聲鶴唳，各國股市狂跌，台灣股市也同受波及。歐元區分裂、二次衰退的疑慮又漫天蓋地而來，才出現的景氣曙光又充滿著不確定性。

今天全球要走出這一波世紀金融海嘯，這條復甦之路自然也沒有捷徑，屢躓屢起、屢起屢躓是必然的現象。我們馨香祝禱台灣在揮別牛年迎接虎年後的經濟，當能如詩人所言：「次第春風到草廬」；春風不會一夜到來，而是徐徐次第降臨。景氣循環，理同如此。

已開發：台灣遲到的榮耀或新來的感傷？

已開發：台灣遲到的榮耀或新來的感傷？

【聯合報╱社論】 2009.06.19 04:07 am

摩根史丹利公司（ＭＳＣＩ）將台灣列入「已開發」市場觀察名單，引起許多人一陣驚喜：當了那麼多年「開發中」國家，台灣終於也要升格了！ 然而，喜悅之中也夾雜著不少懷疑：是真的嗎？從什麼標準看，台灣合乎一個「已開發國家」的水準？ 事實上，摩根史丹利把台灣列為已開發觀察名單，主要是根據經濟發展、股市交易規模與制度開放性等指標而定，較一般人對「已開發國家」的認知顯然狹義得多。 故而，對此過度興奮，似亦不必。與此同時，令人感傷的則是，同屬亞洲四小龍，台灣卻最後方得入列，遲到的榮耀其實也蘊含著許多警惕。 且不論台灣是不是將一腳邁入「已開發」之林，回顧這段漫長的「小龍」蛻變歷程，也許提供了我們一些大棋局的歷史反省線索。 在「四小龍」並駕的年代，台灣其實沒有太多不可一世的口氣，卻也不畏怯在國際間角逐爭鋒。當時，台灣外匯存底是世界第一，貿易量頻創新高，國民所得蒸蒸日 上，以中小企業的靈活身段鏖戰全球知名跨國企業。但不知從何時起，台灣突然把全副精力都轉投向政治，主政者忙於修憲、公投和國家認同的辯證，立委忙著打 架、飆口水，政府官員忙著表態，人民則忙著區分愛不愛台灣。在每日交射不休的政治口水戰中，台灣這條小龍幾乎忘了「前有勁敵、後有追兵」的處境。 今天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幾乎還停滯在十年前的水準；在我們閉著眼睛走路的時候，南韓快速超越了台灣，更多新興開發國急起直追。如果把這十年稱為台灣「失 落的十年」，這十年間，我們忙著在家中內鬥潑糞，不在乎其他國家的發展，也不在乎國內經濟走下坡，甚至忘了自己在追求什麼目標。今天，這個遲到的「已開 發」之名，讓許多人回想起台灣過去多年的荒唐歲月，恐怕不無「黃粱一夢」的蒼涼心情。 若要平實看待「已開發」一詞的話，國際貨幣基金幾年前已將台灣列為「已開發」經濟體；原因是，台灣早是全球第十四大貿易國，沒有理由不承認它是開發國。可 是，過去十年，台灣的商品出口排名已由全球十四降為十八，服務輸出則由十八降為廿八名。如此大幅的衰退，除顯示台灣實力的萎縮，也掩映著人民驕傲的流失。 馬政府最近重新推動經貿營運特區，這卻仍是李扁兩屆政府提出卻「說而不做」的計畫，十多年的老調重彈，豈不讓人唏噓？ 再看，高雄地檢署日昨偵破高雄港務局的官商勾結弊案，港務局為虛偽提升高雄港排名，竟與航商勾結虛報貨櫃營運量，共同詐領績效獎金，兩年多來騙取了三億多 元公帑。最令人扼腕的是，高雄港的運量排名十年來由全球第三退居第十二，已讓人掩目；孰料，官員不思反省振作，卻更大膽玩這種自欺欺人、唱籌量沙的把戲， 訛詐國庫。這個案件，不僅是「治國無方，竊國有術」的具體縮影，也集中反映了台灣十年失落的可悲：愛台灣唱得越多，傷台灣卻越重；拚經濟喊得越響，經濟卻 被害得最慘。 可以說，我們一頭栽進「政治的台灣」，卻帶給「經濟的台灣」莫大的災難。也因此，這條過了青春期多少年的小龍，遲至今天才有資格坐上「已開發」成年禮的觀 察席，卻已經讓人失去喜悅的心情。反過來看，台灣的政治歷經這麼多年的內耗、交鋒和煎熬，又何嘗成熟了幾分？在國家認同上，民間其實是更為分歧；就民主歷 練而言，政黨的競爭文化其實是更趨於惡鬥，而未更臻成熟；就社會的發展看，藍綠兩極化的憤世嫉俗情緒不知何時才能產生正向的交集。 一個連「我是誰」都莫衷一是的國家，能因冠上「已開發」之名而變得更多元、自由、令人愉悅嗎？如果可以，就讓我們抱以期待吧！

绿色水墨和无边书法

绿色水墨和无边书法
2009-11-16 11:43:53 吴爱雯 来源：信息导刊
　　如果说“无边书法”是鹤良先生对书法形式的“破化”，那么，“绿色水墨系列”则是其对传统中国画的“破茧”——
　　上海中年画家陈鹤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悄然成为画坛新角。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画坛弄潮儿，陈鹤良的所有热情基于对绘画艺术的倾恋，经过漫长岁月的历练，看到了辛勤成长的愉悦。
　　陈鹤良，祖籍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出生于上海，幼时自学绘画、书法。天赋灵性，善感悟，经过多年孜孜以求、艰难砥砺;不断否定自己，敢于创新，在字与画两个领域都自成一家。作为书法家的陈鹤良，始创“无边书法”，在书法界享有盛名;作为画家的他，以新水墨画“绿色系列”，在画坛独树一帜。现为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艺术部主任，香港国际画家协会副会长。
　　中国绘画艺术中的禅悟，需要灵魂深处的挖掘砥砺。陈鹤良殚精竭虑，在艺术海洋中寻觅真谛。看过陈鹤良的“绿色系列”水墨画。内中具有一股宁静的“定力”，能把人从喧嚣凡尘里解脱出来，带到清凉幽远的意境中;而欣赏陈鹤良怀素草书体的“无边书法”，又能让人感觉到他的热情奔放，突破有限趋于无穷的狂放不羁，个中另有一番潇洒气度。
　　对于绘画中的中西结合问题，陈鹤良有自己对“度”的把握。中国艺术领域中的很多事情，往往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的走向另一个极端。正是秉承着这样的理论原则，他在书画领域中的创新才在中西方同时获得认可。近年来，陈鹤良致力于探索绘画的情韵和表现形式的契合，对其内容题材、纸质颜料等等揣摩研究，致力“绿色世界”的创作与创新。中国画讲究线条，重写意和意境，崇尚朴素的色彩;而西方绘画重色彩表达，有一种厚重感和层次感，重写实。在“绿色世界”中，陈鹤良努力探索中国画与西方绘画的结合点，终于找到适合表达自已个性的色彩与风格。功夫不负有心人，抒情写意展现心境的《绿色系列》涵盖了山水花鸟画的创作精髓，在绿色中寻找着清韵。值得一提的是，这绿色凝聚了他的多年心血，演绎成无尽的爱，是他自己琢磨配制，从中寻找到了一种含蓄的语境，并在实践中运用。无论是巨制还是小品，散发了氤氲的芳馨，勾起人们的向往。
　　对于书法艺术，陈鹤良认为：书法创作中为什么不可以在保持内容完整的前提下，形式上有所突破呢?于是，“无边书法”在灵光一闪中应运而生。陈鹤良创作“无边书法”时取一大一小两张宣纸，将小纸置于大纸中，依小纸格局凝神构思，然后饱蘸浓墨，一气呵成，急切处如狂风骤雨，舒缓时如牙牙学语，摇曳多姿，与其直率而洒脱的个性颇为相类，而字形笔画往往突破到大纸上，作品完成后，弃去大纸，观之即四面出格，且运笔因有大纸的承接，既确保了书法气韵的连贯流畅，又让人感觉到张力与雄健。加之无数的朱白印痕大小相间，可谓匠心独运。深得传统精髓的笔法结体，在其现代形式的映照下，显得熠熠生辉。他把画的创作理念运用到书法中，力求内容相对完整，而形式上有所突破，因此欣赏他的书法的时能感觉到字的饱满，有一种喷薄而出的力量，体现了一种张力，非常大气，一拘一格。
　　如果说 “无边书法”是鹤良先生对书法形式的“破化”，那么， “绿色水墨系列”则是其对传统中国画的“破茧”。在当今物华浮云的外部环境中，他坚定心志，不断地磨砺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可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如果没有陈鹤良多年来对书画艺术的探素，如果他没有长期地探素与思考过，就不会在“书”和“画”两个领域内取得如此令人刮目的成就。在传统中国画走向现代的课题上，陈鹤良进行了大量的思考、探索。他师法古人，却不落古人窠臼;他探索求变，却以深厚的传统思想为基础。他不断扬弃，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大美大雅” 、“不中不西”的语境体系。
　　世界本来就因充满绿色而春意盎然。陈鹤良的作品为海外多家博物馆收藏，并且被多家博物馆及多位世界知名人士收藏。新西兰Manukau文化中心，法国Dunkirk国家博物馆，德国汉堡艺术博物馆等世界级博物馆都收藏有他的作品，这也许是他最感欣慰的事吧。陈鹤良曾经策划许多现代艺术展事，这并不说明他对传统艺术的不屑。相反，他一直孜孜以求在传统文化的根上汲取养料。从他的作品演绎中，传统的光辉在显现，也能说明他牢牢守住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无边书法”在海内外画坛引发震动，获得好评，这也正验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书画同源的根本道理。他为此正努力并快乐着。
　　陈鹤良在创作的领域从未停止过探索，目前他正在思索如何把中国的草书艺术与西方绘画进行完美结合。提到自已的成就，陈鹤良非常谦虚，“是我们碰上了好时代，是时代造就了我们”。他说，这就是大气侯与小气侯的关系，就像他在书画中表现的和谐一样，这也是一种和谐，是个人与时代的和谐。
　　陈鹤良对“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至高境界的追求，将使他在书画创作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

权谋之变

权谋之变
2009-11-16 11:44:46 南欤 来源：信息导刊
　　黄昏拖着浓重的阴影，在如霜月色中倍显凄清。函谷关犹如巨大的魅影高耸着，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它重重地紧闭上了求生之门。
　　一个人叹息了一声，就像这个函谷关的黄昏。他怅然扭过身去，迈着沉重的脚步，依次登上长街边客店的台阶，逐个轻叩店门。
　　每个客店都是从“吱呀”开的幽幽门缝里伸出半个脑袋，疑惧地询问是否带有身份证明，当得知来人无所凭证时，急速闭门谢客前无不冷冷地扔下一个腔调：“我们商鞅大人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旅客，店主要受连坐之罪。”
　　他们哪里知道，他们拒绝的正是他们的商鞅大人!
　　商大人要是微服私访，了解到自己亲定的法律如此神圣，如此权威，如此被忠实执行，如此令行禁止，那该是多么欣慰!可恰恰这次他虽是微服，却不是私访，而是仓皇出逃。追命索在他脑后“嗖嗖”地喧响，他慌忙出门时竟忘了带上身份证，于是便不期然地看到了到处给他亮起的一盏盏红灯。
　　他仰天喟然长叹：“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是啊，趾高气扬地亲颁连坐令时，他何曾想到竟自陷此令?
　　商鞅自幼超级喜欢刑名之学，其法律、军事的研究成果颇丰，自有一套变法理论。理论是来指导实践的，而他这个卫国公族的后裔在本国找不到批发市场。他像战国时期那些周游列国的饱学之士那样，思想意识无国界，心胸视野满天下，哪里能推销自己的谋略产品，哪里就是他的公权摊位或柜台。好在那时也不设贸易壁垒，不会反倾销，统治者手里最值钱的资产是乌纱帽，送上一顶戴戴，那些推销者就可赢得个盆丰钵满。深谙权变术的商鞅，绝不会在一个茄子秧下吊死，他兜售的目光投向了国际市场。
　　经过市场调研分析，他认为魏国国相公叔痤能够易于接受、采购并推销自己的产品，就义无反顾地投其门下。公叔痤身患重疾，眼光却没有染病，对其很是欣赏，急不可耐地向来探视的魏惠王为他播发免费广告。魏惠王一听这个广告商才20岁出头，很青涩，要他来帮自己经营泱泱之国，不禁“嘿然”。
　　老谋深算的公叔痤读懂了魏惠王的表情和心意，更明白人才如战略物质，自己不用也不能资敌，便决绝地对魏惠王说：“既然您不用他，就必须杀了他。”可公叔痤又很惜才，不忍商鞅脑袋搬家，就又把魏惠王来看他时的全部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商鞅，叮嘱商鞅赶快鞋底抹油——溜。
　　年轻的商鞅自信，洞明，对垂垂老矣的公叔痤泰然地说：“既然国王不能听您的话而信任臣下，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来杀死臣下呢?”
　　话是这么说，他知道自己像一块石头，等待着上天来雕琢，雕琢的过程很痛苦，但能成就完美的自己。尽管正如自己所料，魏惠王没有杀掉自己，但公叔痤死了，他在魏国的市场也就丧失殆尽了。而秦孝公的“求贤令”恰在此时放大了一个市场，善于把握政治方向苦心推销自己的商鞅，一脚踏入了秦国。
　　商鞅“空降”秦国不久，便占有了秦国的巨大市场，声望急剧飙升。
　　声望不能保值，会亏损。商鞅懂得怎样去经营，懂得怎样去延长自己的保值期，懂得怎样去增加自己的营业额。干出个样子来是最好的证明。谁不给市场就把谁打得满地找牙，他把目标毫不迟疑地定在了效力不成的魏国上。在“围魏固阳，降之”，并迫使“魏人归赵邯郸”之后，以其雄才大略，巧言令色地说服秦孝公再使自己“将兵伐魏”。
　　魏国不甘引颈就戮，派“公子昂将而御之”。两军对阵，商鞅不战，却致信公子昂说：“我起初与您关系很好，现在你我为两国的将军，不忍心互相攻打，我可以与您面对面盟誓，高高兴兴宴饮而撤军，来保全秦、魏两国的百姓。”
　　此信写得动之于情，晓之以理，出于个人情感，维护国家利益，心系黎民百姓，谁能有理由拒而不受?可怜公子昂不识诡计，信以为真，高高兴兴赴会盟誓宴饮，生生地被商鞅所伏甲士擒俘。继而，已毫不设防的魏军，被秦军打得落花流水。
　　魏国无奈“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并“因去安邑，徙都大梁”。惊恐中的魏惠王想到公叔痤的建议，把肠子都悔青了。
　　由此，商鞅的权谋之术在魏国走到了尽头。
　　因此，当他执掌秦国朝政19年后，被追杀逃至函谷关，不顾前嫌再向魏国寻求政治避难之时，理所当然地吃了闭门羹。
　　而秦国也因其所制定的严法苛律，所有的客店连一小小的卧榻都不敢提供给他。
　　此时的商鞅惶惶如丧家之犬，他投在深长而幽寂的大街上的阴影，好像崩溃的权谋上的注册商标。这个商标在秦国的注册过程，也一一地铺展在朦胧的月光和斑驳的阴影里。
　　商鞅当时初到秦国，经人引荐，三见秦孝公，一次次揣摩，一步步摸清了秦孝公的底牌，用心极为良苦，其谋昭然可见。第一次，他大讲三皇五帝，说得秦孝公打瞌睡;第二次，他极言王道仁义，讲得秦孝公呵欠连天。诡异的商鞅高兴地看出来秦孝公志不在帝道，也志不在王道，便在第三次面见时，劈头就问秦孝公：“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难道不想开疆拓土，成就霸业吗?”
　　秦孝公一听商鞅讲霸道，精神一振，伸手握住他的手：“请先生教我。”
　　商鞅遂志得意满，壮志酬天下，变法由此始。
　　胸有成竹的商鞅说服了秦孝公，雄辩滔滔的商鞅也堵住了大臣反对之口，可他不能一一去说服百姓。这难不倒这个权谋盈身的年轻人，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要让百姓知道他言必行，行必果，“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这一下，可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商鞅说话算数，那他的法令也是可信的!
　　不要认为商鞅此举的目的就是取信于民，这不过是他运用信用投资来达到推销主张而盈利的手段而已。娴熟的权谋，让他喝凉水都暖胃。
　　商鞅在秦国抡起了改革的大斧，左劈右砍，变法出新境，“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之强盛，已令诸国难以望其项背，超级大国遂颐指气使天下了。
　　他输入的新法，让自己的营业额和利润直线上升。从秦孝公那里接过封赐的大良造品牌，囊入商、於15邑，倾覆朝野的荣誉和权力，使他登峰造极。
　　但是，“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
　　太子曾指责他“新法严峻”，他不予容忍，可不敢动未来的国君，又要维护新法的权威和自己的声誉，强横刚硬的性格里配发了一丝机变圆滑，迁怒于教之不逊的太子两位老师，断然地割了一人的鼻子，刺了一人脸上的字。喝蜜吞剑的一招，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为自己的厄运掺入了重重的酵粉。
　　孝公死，太子继位，太子的两位老师蛰而翻身，告发商鞅谋反，发吏缉捕。此时的商鞅，满嘴再蜜里调油，也无济于事了，只好甩开了自己万水千山的腿。
　　逃亡的路通向函谷关，函谷关魅影如屏;暂栖的所在指向客店，客店因其严法拒其隐身。
　　命运的操盘手把他推向了自己设定的绝境。
　　他无所适从，走投无路，只有折返封地，组织人马出击，但这已是最后一搏。
　　结果是，被擒的商鞅，让曾指责“新法严峻”的刚登基的太子实行了最严酷的车裂之刑，其全家也在尽享荣华富贵之后“被死亡”。叱咤风云地奠定了秦国统一之基的人，自己却窝囊地解体了。
　　为老子效力，却死在了儿子的滚滚车裂下。权变之虞，何其只是腥风血雨。秦国因改革强大了，统治者一边享用着改革果实，一边为了平息既得利益者的怒气而把改革者五马分尸。也许，如果商鞅不迷恋热衷权谋，他就不会不得好死;但如果他放弃了权谋，也就没有富国强兵的“商鞅变法”了，也就很难说此后轮着秦国统一中国了。不过，就其本身而言，深深的权谋证明了一个简单的人生方程式：为人设局，予己挖坑。
　　商鞅为权而谋，强权而治，是否真懂权谋之变，亦未可知。

良药怎能不苦口

良药怎能不苦口

2010/4/11 21:59:00

——要勇于面对转变经济发展发式的代价(1786字句)

随着中央政府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高调要求和现实中经济持续发展后继乏力态势的显现，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重视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一种好现象。但在这种好现象的背后，也伴生着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和过于浪漫的认识，似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件只有利而没有害、只有收益而没有代价的事情。只要一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切经济发展的难题就将迎刃而解，从此就是一派大好形势，一路高歌猛进。

果真是这样吗？我们的回答是未必尽然。确实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真正完成以后，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态势应该如此。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过程，甚至还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就不会总是鲜花与凯歌，我们必须面对一些不低的成本与甚大的代价。

比如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经济增长过渡性减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肯定要关闭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企业，而这些企业虽然成本是很高，代价是很大，是有些得不偿失，但在目前统计口径导致成本被滞后或者说被忽视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在现有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是有实实在在贡献的，它们确实拉动了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也确实做大了现有的经济总量。

旧产业关停是即时性的，当这些企业被关停之后，现有的这些经济总量和经济拉动速度当然也就随之没有了。可是，新产业的培育则是渐进性的。新的企业从孵化、培育到真正能产出是要有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在过渡期产业空白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有的同志说，那我们能不能不淘汰这些旧产业与企业，让它们继续生产，同时在它们旁边培育新的产业与企业。答案毋庸置疑，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社会，在既定时期、既定区域内，经济资源及其它资源也是既定的，旧产业占用了，新产业就没有了。我国社会这些年来之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尽如预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抓经济的同志老舍不得放弃旧产业。但是舍得舍得，不舍哪能得啊。

又比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要出现暂时性的失业率骤升现象。随着旧产业的关停，在那些产业中就业的劳动者当然就会失去工作。他们就需要重新寻找工作。但劳动者转岗有一个再培训的过程，就算过去在建筑工地扛大包的农民工改成去做同样属于相对简单劳动的保安，也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做保安的基本技能与要求，这一过程导致摩擦性失业；但更重要的是，随着产业的提升，不论是相对高端的制造业还是日益兴盛的现代服务业，都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可是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始终会有大量的低端劳动者不可能适应新发展方式的要求，这一状况导致结构性失业。纵观世界一些国家产业升级转型的历史，确实在那一过程中是要有一代劳动者做出牺牲，可能终其一生找不到工作。当然，这一情形肯定是暂时性的，但问题是再暂时性的，对于当下的社会管理者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失业率上升问题，他必须承担因失业率上升而导致的社会抱怨乃至社会不稳定的后果，必须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上额外多下功夫以化解压力。

还比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将会处于一种休眠性运行状态。经济增长的低速，失业群体的存在，这两个因素的交织，整个社会将不得不在低水平的状态下运行相当长一段时间，直至转轨完成。在这期间，很多建设将处于停滞、半停滞状态，甚至社会消费也将萎缩于仅仅满足生存的最底线。这样的一种社会状态将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毕竟中国社会三十年来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期，我们的国民心态、管理者心态，国民行为模式、管理者行为模式，乃至社会管理和运行体制都是在这样一种高增长的氛围中积淀形成。一旦进入一种休眠性运行状态，我们无论是心态、行为还是制度安排都将严重准备不足。这样的可能图景怎能让我们的管理者不望而却步。

但是，我们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代价，并不是打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性，为刚刚激发起的热情浇冷水，而是要让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能建立在清醒的认知与理性的决策基础上，让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行动不要虎头蛇尾，不要一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的代价完全没有认识，在实践中肯定会张皇失措，以至于半途而废。但意识到转变发展方式代价的存在，也不会让代价消失。科学的应对、未雨绸缪的准备是可以减缓一些代价的冲击，但不可能完全消除。

既然不能回避，我们就要坦然去面对代价，勇敢去面对代价。该断臂就断臂，该休眠就休眠，过热的刺激经济的政策该退出就退出。毕竟苦口良药才能治病，我们总不能含着蜜糖去治病吧。

那么，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这一副苦口良药呢？这一问题要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来回答，而不仅仅是经济管理者。

（2010-03-31）

“一全裸就廉”本不必“摸石头过河”

“一全裸就廉”本不必“摸石头过河”

[ 2010/4/8 21:13:00 | By: qiang9684 ](1027字)

许多制度需要在实践中反复试错和长期观察，才能看到效用；而有些制度，只需依靠常识判断和逻辑推理，就能预期其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财政公开。

　　被誉为“全国第一个全裸乡政府”的四川白庙乡政府，日前公布了3月份的公务开支：公务费开支金额合计为14216元，其中招待费596元，同1月份的5425元相比，下降了近90%。该乡党委书记张映上称“自公布公务费后，客人都自掏腰包，所以招待费用直线下滑”。(4月7日《济南时报》)

一“全裸”，吃喝财政就大降，而且是直线下滑，这就是公开的力量。

　　制度不在多，约束不在狠，监督不在叠床架屋，关键在于制度有没有一箭封喉地扼住权力的要害。公务开支全裸，就是这种虽简单却击中要害的制度。把所有行政开支都公之于众，招待谁花了多少钱，迎接检查组耗费多少财政，一切置于阳光之下，看谁再敢动辄大吃大喝。

　　再苛刻的上级审批，再严厉的纪律监管，也比不上财政公开效果的万分之一，因为财政公开是让纳税人成为监督主体，没有谁比纳税人更在意自己的每一分税的去向。这种制度以天然的威权迫使财政回归公共，将公众的眼睛嵌入官员思维中，花每一分钱时都想到公众的目光。

　　白庙乡政府一全裸，吃喝就直线下滑，遵循的就是这个基本制度原理，一个早被无数实践证明了的常识。让公众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常识，我们今天仍然在以“摸石头过河”的姿态，小心谨慎地在极有限的局部试行，而且仅有一个地处偏远的白庙乡政府“脱”了。事实上，在公务开支透明化这个制度上，很多国家早已过河，根本没什么礁石险滩，清可见底方向明确。

　　“摸着石头过河”是转轨国家必经的改革路径，是改革者的智慧。许多路前人未曾走过，许多问题前所未有的复杂和艰难，比如价格闯关、国企改革、农村土地改革、乡镇企业等，这些事关全局而又无先例可循的改革确实要在不断试错中完善，在点滴经验积累中推进，从局部到整体，从边缘到核心。但像财政公开这样的治道变革，就无需“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问题上没有河，也没有石头，只有常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没有什么比公开更能使财政保持公共属性。

　　在遏制吃喝财政和降低公款招待费上，我们摸过多少“石头”了？量化规定的三菜一汤，上级部门隔段时间就发的禁令，还有公务卡、摄像机严查、严控经费等，甚至有人想出了“定期称体重控制吃喝”的雷人办法，可结果是至今仍未“过河”。白庙乡政府“一全裸吃喝就锐减”，只不过是以回归常识的方式，重复了一个常识。所以，要真正降公款招待费，真正想让财政回归公益，惟有一“脱”就灵，一“裸”就直线下降。

　　可惜，如同财政公开一样，还有一些诸如官员财产申报这种常识性的制度，被以“摸石头过河”的方式，渐而不进地局部试行着，大范围推广遥遥无期。横在改革面前最大的石头、最大的河，其实不在制度缺失，而在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权力，阻挡着“将权力关进笼子”中的改革洪流。

　来源：新京报

丰田“拐”在了“其实难副”上

丰田“拐”在了“其实难副”上　

[ 2010/3/1 11:16:00 | By: 沉静之风 ](993字)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中国的一句成语。《后汉书·黄琼传》有云：“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意思是指通常的名望很大的人，实际的才德常是很难跟名声相符；指名声常常可能大于实际。

眼下无疑以“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著称的日本丰田的经营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拐点”。也可以这样说，近些年大有担当“世界名车老大”的日本丰田，瞬间一下子便滑到了悬崖的边缘，成为了世界“大型企业”纷纷研究教训的“标杆”。

丰田从“不可一世”瞬间陷入坠落“拐点”危机，究竟主要是“拐”在了哪里？鄙人以为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求大。

媒体转载的“东京/华盛顿综合电”对“丰田危机”表示出极大的担忧：“日前，丰田在召回事件上越陷越深，涉及的车型、数量、地区都在增加之中，接近1000万辆的召回数目，使其成为汽车工业史上最大规模的召回，令世人震惊。丰田能不能扛住这场巨大危机，重振雄风还不得而知”；“丰田确实存在的质量问题必然会给竞争对手可乘之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犯错误就等于给对手送机会，要怨只能怨自己。其实，丰田也是利用2008年通用财务危机，而在当年超过通用，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盈利最多的汽车制造商。还有一点，出了质量问题，即使本国使用‘政治’手腕也无济于事”……

“要怨只能怨自己”这话没错。“丰田向来注重质量至上，为何这些年有所放松呢？原因在于近些年来丰田一心想做世界第一，在世界各地过于快速扩张，以至于在质量控制上跟不上，或者质量让位于数量……丰田汽车总裁丰田章男如今也坦言，该公司在快速崛起至巅峰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和轻重缓急意识，最终导致大规模的汽车召回事件”。（见媒体转载的“东京/华盛顿综合电”）

这恰恰印证了中国古话之一个重要的辨证观点：“红得发紫便容易变黑；爬得越高就可能跌得越惨”。“大”及“盛名”，正是丰田自“颠峰”坠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由。要害就在于“其实难副”上！

这就是眼下已引起世界经济界普遍高度关注并重视的“大企业病”了。它一般具有以下表现：1、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还不算“官僚化”、“政治化”等严重弊端）；2、“婆婆众多”，多头指挥，政出多门，反应迟钝（还不算“潜规则”、“小圈子”等严重弊端）；3、顾头顾不了腚，七拱八翘、捉襟见肘，内部存在严重的“跷跷板效应”（还不算层层割据、多头挖企业墙角现象）；4、不了解实情实际也控制不了具体的高层，崇尚一竿子插到底的“拍脑袋”决策，不断加剧着企业的“内讧”与混乱；5、所招揽来的人才饱受冷遇、实质不被尊重、无法施展才干，难以抑制人才流失。

科学民主、规范有序、严格严谨、结构合理的“内功”，显然是一个企业“做大做强”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倘若置此不顾地去盲目凑数做大，所得到的不过只是“浮肿”。在类似“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形态下的企业，越“大”迟早到来的危机就会越重……

狄仁杰的“自保意识”令其成功

狄仁杰的“自保意识”令其成功

老竹（重庆渝中）/光明网-沉静之风 (1171字)

狄仁杰（630—700）或（630—700），字怀英，生肖虎，汉族。唐代并州太原（今太原南郊区）人；隋唐武周时的著名宰相，是武则天时期宰相，唐朝杰出的政治家。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两个时代，而他政治生涯的颠峰是在武则天时期。

史料记载，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曾担任国家最高司法职务，判决积案、疑案，纠正冤案、错案、假案；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是我国历史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他是武则天最器重的宰相，是推动唐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

《神探狄仁杰前传》围绕着“唐高宗李治御驾亲赴泰山祭天，奉命先行前往山东泰安安排祭天事宜的太子李贤为一场阴谋所陷害”这一“导火索”先后展开了历时十六年的成都案、洛阳案、博州案、太子妃案、复州案、洛阳案等共计七大案中套案的重大案件，一方面颂扬了狄仁杰不畏皇权与艰险，与不同邪恶势力斗志斗勇，连续粉碎了以皇亲和外戚为主的不断制造祸国殃民之动乱的各个阴谋，维护了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和人民安居乐业；一方面淋漓尽致地生动揭示了复杂曲折、紧张凶险、是非颠倒、宦海沉浮、扑朔迷离、血雨腥风的官场权力斗争。

这连续剧首播于春节期间，鄙人是从头至尾专心致志地一集都没落下（包括“春晚”，也都只看了晚上10点之后的少数节目）。鄙人不是什么评影之人，自然也缺少对影视作品评头论足的“资格”。唯感兴趣的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斗争旋涡中，坚持洁身自好的狄仁杰究竟是怎么活出来的”这个问题，始终萦绕脑海。

人们通常只在意“清官”的好，很少关注做“清官”的危险与艰难。狄仁杰的为人品格、做官德行、公道正派、破案能力万众敬仰。然这些恰恰是一个宦海正派正直官员“政治生命短暂”的一个根本致命因素。试想，无论一个人品多高、口碑多好、能力多强、多么为民的重臣，倘若被强大的反面权势夺去了“政治生命”乃至人身性命，所有的那些品行，不都只是毫无用处的泡影了？

而史上的狄仁杰却异乎寻常地平安活过来了。不仅经历了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两个朝代，而且其政治生涯还彻底突破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固有规矩、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颠峰。无疑，武则天看重忠良、不信谗言、用人不疑、高度信任、赐予重权等重要政治德行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也只是个“外因”。倘若狄仁杰本人的智慧、心理乃至作为等稍有差池、误入陷阱或是授人以柄，再怎么清明的皇帝也很难救得了他——《神探狄仁杰前传》中他先后两次被囚入死牢，一次多级贬职竟长达十多年之久，都说明了这一点。

通篇看下来，鄙人由衷感觉始终坚持洁身自好的狄仁杰之所以能够异乎寻常地平安活过来，且身处逆境还能接连粉碎阴谋、保住社稷及百姓安危，最重要的一个内因就是善于“自我保护”。这种“自保”内涵包括这样几个关键词：不入圈子，绝不腐败，诚挚守信，谨言慎行，忍辱负重，能上能下，委曲求全，灵活应对，大智大勇，理智进退，不惧暂时牺牲。

倘若没有具备如此高超之“自保”的意识与能力，狄仁杰也就无所谓狄仁杰了……